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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⑤] 本文并不一概反对严格管理公职人员的禁令，所反对的是其中无实际效益的重复法律、法规等形式主义禁令和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违法禁令。现在的地方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极为重视，并且有许多创新性的监督方式，比如对法官、检察官的工作评议甚至对个案的监督。

问题是对机关的罚金这种刑罚，所罚的是机关行使其职能保障的财政经费，势必影响其职能的发挥，这是一个方面。无论是谁，只要其违反了法定义务，就应当承当法律责任，这就是所谓责任的不可避免性。这就决定着地方行政规范良法化必须是经常性、制度性的。对地方行政规范的社会监督，主要表现为媒体的监督和行政相对人的异议。二是程序应当充分体现对被追究者的人性关怀。

同时它还要求立体性的多管齐下、系统整治，比如真正树立大局为重、执政为民等理念、克服地方或部门私利观和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而做表面文章的政绩观，等等。这种缺陷与倾向在地方行政规范的制定中，如不特别留意进而加以克服，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46]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其中之一便是对于概念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综上所述，黑格尔赋予了civil society以全新的含义，它由一个社会类型和伦理目标的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普适性的哲学概念。[40]同前注马克思恩格斯书，《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95页。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一些社会势力为了影响公共当局的决策，求助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使自己的要求得到这个新论坛的认可。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使用了这一术语，形成了独特的市民社会思想。[36]马克思思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以下。第六，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哈贝马斯三元结构的市民社会理论虽然与葛兰西一样采纳了对社会的三元分析方式，但是其内涵却与葛兰西的理论炯异。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转变成结构性概念：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满足物质需要的组织，它是自由平等的法律生成之地。

黑格尔认为，尽管在历史上法官和法院的产生采取过家长制的任意的形式，但那是与法院的理念相违背的，国王必须承认法院就私人事件对他自身有管辖权，而且在自由的国家里，国王败诉，事属常见。这为现代国家的持久发展和改革指出了一条道路：发展非政府组织，架起作为原子的个人与政府间理性交往的桥梁。[19]肖岁寒著，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这个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立统一的两元分析框架为确立社会高于国家的地位、从而据以对政治国家进行批判性分析提供了分析工具，为建构合理的国家权力和控制国家权力提供了分析工具。

[41]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0页。[7]阂杰著：《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10年回顾》，《史林》2005年第1期。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自由的、形式平等的，它是一个理想类型，或者只是一个分析所使用的概念。作为自由意志的法对市民社会的支配就产生了市民社会的两大原则：特殊的人是目的和普遍性的形式。

（2）家庭，即使是专偶制家庭，不可能成为氏族社会的自然基础，就象现在在公民社会中它不可能是政治体制的单位一样。依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的解释，civil 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17]王晓升著，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24]黑格尔说：利已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作为真正的私人自律领域，‘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对立的。第五，哈贝马斯市民社会不仅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存在，而且是超越国家疆域的概念，它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并发挥作用。

他说，如果结构上无法消灭的利益对抗果真为具有重组的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划定了界限，那么，我在§15中就无法证明自由主义理论关于公共领域的观在中充满了矛盾。因此，它通常被比喻为第三部门：包括居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所有组织与网络。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转化为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以后，它就少了些戾气，多了些理性规范社会的意向，成为推动19世纪宪政运动的重要理念之一。[54]这种公权私有化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倒退，它的结果是真正的私人领域的消失。

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黑格尔以后的思想家们对civil society的理解基本沿用了黑格尔的模式。

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则认为中世纪不存在市民社会，这就将市民社会回归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再次成为批判的概念工具，它批判的矛头不仅是中世纪，也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一切国家至上的专制社会。[46] 第五，世界市民社会的设想。[65]基于库恩的批评，哈贝马斯重新确认了基本权利的基础地位以及市民社会与私人领域的紧密联系，并阐述了市民社会的自我限制：第一，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要需特定的背景——自由的政治文化及相应的社会化模式和未受破坏的私人领域。作为回应，在与初版时隔将近30年的1990年版的序言中，哈贝马斯以极其大度的态度对1961年的著作作了三点修正。

[57]这个公共领域与传统的以权力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是不同的，它是基于公民的联合，它以批判为特征，公共舆论是它的核心。参阅[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四点重要内容或多或少都源自黑格尔。它跟法的特殊意志和意见相对立，而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必须肯定自己为普遍物，在特殊场合这样的认识和实现法，而且不带有对特殊利益的主观感情，系属一种公共权力即法院的事。

[58]这种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在18世纪的英国产生。统治阶层最终从等级制度当中走了出来，发展成为公共权力，部分归立法机关（部分归司法机关）。

这两个公共领域当然是一个整体，但是作为公众聚集以迫使公众舆论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这个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又是相分离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权力概念在许多地方也只是指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包括司法权。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当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3]另一个关系性命题相当复杂：一个分析意义上的强大的市民社会如何造就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强大且文明的社会，以及公共领域对于促成二者有何作用。

同前引黑格尔书，第198页。在古希腊，Civil society主要是一个关于社会类型的概念，是对不同的社会进行描述与分类所使用的概念，体现的是希腊科学的理路，它是指作为共同体的生活方式（Civil society as associational life），它包含了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在内，即个人生活与政治国家（城邦）都属于Civil society，甚至可以说它主要是指政治国家。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市民社会是文明的社会，不包括野蛮社会。在这个结构中，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不仅是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也是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理交往的有效性基础。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自由平等的，是法律的摇篮，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而在葛兰西这里，市民社会加盟政治国家，成为霸权性质的存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阻力。这个新的公共领域使政治国家取得合法性，并且是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理交往的有效性建制。